Thursday, February 6, 2014
1989 《悲情城市》
二二八事件,台灣歷史的里程碑,在解嚴兩年後搬上銀幕,又成為台灣電影的里程碑。
二二八是大悲劇。在該時該地,它幾乎無可避免。抗戰勝利後接收大員的跋扈濫權,受害的又豈僅台灣一地?(中國大陸政權易手,接收大員功不可沒。)除了造成遇難者及其家屬的直接傷害,在政客予取予求地誇大悲情與省籍矛盾之下,二二八扭曲了台灣數十年的社會發展,其悲劇效應大得驚人。
擅長中長鏡定景說故事的侯孝賢,鏡頭總帶著淡淡憂傷,由他執導《悲情城市》絕對恰當。大悲劇須以理性看待、淡然處理,才能沁入人心,深刻反省,相信這是侯大導的信念。
片中的林家,從二戰到二二八,都有犧牲。出征回不來的、鬥不過唐山黑幫倒下的、同情反抗運動受牽連的,四口男丁除了老三發瘋,悉數遇難。如此家破人亡的大災難,侯大導以類似默片的字幕——男主角文清(聾啞人)的字條、女主角寬美的日記等——緩緩述說,令觀眾沉重。此外對白不多,以閩南語為主,對敏感話題毫不迴避,突破了台灣電影的許多禁忌。
事件以全面鎮壓收場,并開始了長達數十年、令台灣民眾咬牙切齒的戒嚴-白色恐怖。以當時局勢及執政者的心態,“維穩壓倒一切”,即使不在理卻也屬自然。若非鐵腕統治,台灣能否在共產中國虎視眈眈下自保,大有疑問。此外,二二八事件期間,群眾乘機洩憤,外省人無辜受害的也不在少數;過後噹啷入獄的,更有許多被誣陷為“共諜”的外省人。把整段歷史簡化得有如台灣慘遭蹂躪、本省人為唯一受害者,並非公義之舉。
時過境遷,國民黨政府於1995年2月向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公開道歉,台灣民主於是向前跨進一大步。沒進步的是把事件當政治提款機的無良政客,不斷挑撥省籍矛盾撈取選票,令族群裂痕無法彌合,對大陸政策也難以理性設定,讓台灣繼續在事件的陰影下受害。
大馬版的二二八,當然就是五一三。然而,大馬版的《悲情城市》、大馬版的政府道歉,我們能否等到,真的需要相當的樂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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