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uesday, February 11, 2014

2007 《心中的小星星Taare Zameen Par》


從事特教工作的朋友,尤其是家長們,幾乎都看過,都大力推薦這部片子。錄影店找不到,又沒上網下載的習慣,便一直停留在慕名而已。

去年下旬,終於在精武體育會首辦的電影欣賞會上看到,流了一臉的淚。

淚,是為普天下的學障小朋友流的。障礙被誤解為怠惰,天份被埋沒;父母不明白,老師不理解,生活中只有挫敗沒有希望。放棄,似乎已成定局。大悲,莫過於此。片中的小主角幸運,遇上良師,循循誘導、激發潛能,不但學障逐漸克服,最後還在全校繪畫大賽中(擊敗老師)贏得首獎!成功的經驗,讓小主角自信確立,人生景觀從此大不相同。大喜,讓我們的淚水流得更歡。

流過淚,忍不住對導演兼主角Amir Khan深深一鞠躬。能夠仗義執言已是大功德,卻又把片子拍得如此動人——為觀眾上一堂“何謂學習障礙”,再演示如何輔導,同時不失娛樂性兼而感人肺腑,電影史上絕無僅有。提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是實至名歸,沒得獎則難說無關歧視。Amir Khan則說:“我並非為得獎而拍;全球那麼多觀眾喜歡,產生了那麼大的影響,這比得獎還難得吧?”

他顯然是對的。以印度為例,受本片感染而在接納及協助學障學生方面作了多項教育制度的改革,如此深遠的造福無數學子的影響,試問有多少作品曾經做到?那些汲汲然為票房、為獎項而“創作”的導演,在本片面前應該無地自容。

台大馬來西亞校友會推動《晨曦學習障礙支援計劃》,至今已經歷三個年頭。一路走來,深覺路窄崎嶇;然而途中結識同道無數,互相打氣支援,毫無孤寂之感,反有選對了路徑的慶幸。藝術良品如《心中的小星星》,即是我們偶有沮喪時的強心劑。念及這一切,感恩無限。

去年聖誕期間到高雄度假,逛誠品書店時買到本片的DVD,狂喜。DVD不止畫質一流,還贈送兩張postcard——影片中繪畫大賽的兩幅得獎作品,誠屬珍貴。

p.s. 一位特教老師提醒說:“並非所有具學習障礙的孩子都有高人一等的天賦,大家別以偏概全了。有些家長看了本片受到激勵,異常努力地“發掘”孩子的潛能,結果大人小孩都承受了不必要的壓力,適得其反。”——金玉良言,與大家共同警惕。

Friday, February 7, 2014

2004 《可可西里》


保護野生動物,在一個一切向錢看, 並以生產黑心食品為常態的國度,無異於緣木求魚。尤其是試圖保護長著商業價值奇高的皮毛的藏羚羊,更像天方夜譚。

蔡瀾寫過藏羚羊毛圍巾:細、薄,可以穿過指環,但保暖度可抵風雪,是西方貴婦夢寐以求的恩物。搶手而量少,價格狂飆,藏羚於是倒足大霉,枉有禁獵令,仍被盜獵者屠殺得幾近絕種。

《可可西里》描述的藏族志願巡山隊,與盜獵者殊死搏鬥,只爲不讓珍貴的藏羚在自己的土地上絕滅。然而政府的經費補助少得可憐,隊員有時不得不以出售充公得來的羊毛維生,十分諷刺。而盜獵者實在太多,逮到了也只能放走。保護站也缺員,單人駐站居然駐了三年,太恐怖。而盜獵集團根本不把巡山隊放在眼裡,人多勢眾時說殺就殺了。

導演陸川,把《可可西里》拍得像紀錄片——實景、素人演員、簡單得幾乎沒有的情節,然而十分震撼。青藏高原可可西里無人區攝人心魄的景觀不說了,五百具被扒皮遺棄的藏羚屍骨令人毛髮悚然,不慎落入流沙的巡山隊員被活活吞沒的場景更是慘不忍睹。

陸川以本片一舉成名,也成功讓盜獵藏羚的殘暴行徑引起舉世憤慨。片末,陸川宣稱巡山隊長隊員的犧牲終於喚起政府對此議題的關注,建立國家保護區,藏羚數量逐漸有了回升。但願此事屬實,略減我們對大自然的虧欠吧。

Thursday, February 6, 2014

1989 《悲情城市》


二二八事件,台灣歷史的里程碑,在解嚴兩年後搬上銀幕,又成為台灣電影的里程碑。

二二八是大悲劇。在該時該地,它幾乎無可避免。抗戰勝利後接收大員的跋扈濫權,受害的又豈僅台灣一地?(中國大陸政權易手,接收大員功不可沒。)除了造成遇難者及其家屬的直接傷害,在政客予取予求地誇大悲情與省籍矛盾之下,二二八扭曲了台灣數十年的社會發展,其悲劇效應大得驚人。

擅長中長鏡定景說故事的侯孝賢,鏡頭總帶著淡淡憂傷,由他執導《悲情城市》絕對恰當。大悲劇須以理性看待、淡然處理,才能沁入人心,深刻反省,相信這是侯大導的信念。

片中的林家,從二戰到二二八,都有犧牲。出征回不來的、鬥不過唐山黑幫倒下的、同情反抗運動受牽連的,四口男丁除了老三發瘋,悉數遇難。如此家破人亡的大災難,侯大導以類似默片的字幕——男主角文清(聾啞人)的字條、女主角寬美的日記等——緩緩述說,令觀眾沉重。此外對白不多,以閩南語為主,對敏感話題毫不迴避,突破了台灣電影的許多禁忌。

事件以全面鎮壓收場,并開始了長達數十年、令台灣民眾咬牙切齒的戒嚴-白色恐怖。以當時局勢及執政者的心態,“維穩壓倒一切”,即使不在理卻也屬自然。若非鐵腕統治,台灣能否在共產中國虎視眈眈下自保,大有疑問。此外,二二八事件期間,群眾乘機洩憤,外省人無辜受害的也不在少數;過後噹啷入獄的,更有許多被誣陷為“共諜”的外省人。把整段歷史簡化得有如台灣慘遭蹂躪、本省人為唯一受害者,並非公義之舉。

時過境遷,國民黨政府於1995年2月向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公開道歉,台灣民主於是向前跨進一大步。沒進步的是把事件當政治提款機的無良政客,不斷挑撥省籍矛盾撈取選票,令族群裂痕無法彌合,對大陸政策也難以理性設定,讓台灣繼續在事件的陰影下受害。

大馬版的二二八,當然就是五一三。然而,大馬版的《悲情城市》、大馬版的政府道歉,我們能否等到,真的需要相當的樂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