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07 《心中的小星星Taare Zameen Par》

從事特教工作的朋友，尤其是家長們，幾乎都看過，都大力推薦這部片子。錄影店找不到，又沒上網下載的習慣，便一直停留在慕名而已。

去年下旬，終於在精武體育會首辦的電影欣賞會上看到，流了一臉的淚。

淚，是為普天下的學障小朋友流的。障礙被誤解為怠惰，天份被埋沒；父母不明白，老師不理解，生活中只有挫敗沒有希望。放棄，似乎已成定局。大悲，莫過於此。片中的小主角幸運，遇上良師，循循誘導、激發潛能，不但學障逐漸克服，最後還在全校繪畫大賽中（擊敗老師）贏得首獎！成功的經驗，讓小主角自信確立，人生景觀從此大不相同。大喜，讓我們的淚水流得更歡。

流過淚，忍不住對導演兼主角Amir Khan深深一鞠躬。能夠仗義執言已是大功德，卻又把片子拍得如此動人——為觀眾上一堂“何謂學習障礙”，再演示如何輔導，同時不失娛樂性兼而感人肺腑，電影史上絕無僅有。提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是實至名歸，沒得獎則難說無關歧視。Amir Khan則說：“我並非為得獎而拍；全球那麼多觀眾喜歡，產生了那麼大的影響，這比得獎還難得吧？”

他顯然是對的。以印度為例，受本片感染而在接納及協助學障學生方面作了多項教育制度的改革，如此深遠的造福無數學子的影響，試問有多少作品曾經做到？那些汲汲然為票房、為獎項而“創作”的導演，在本片面前應該無地自容。

台大馬來西亞校友會推動《晨曦學習障礙支援計劃》，至今已經歷三個年頭。一路走來，深覺路窄崎嶇；然而途中結識同道無數，互相打氣支援，毫無孤寂之感，反有選對了路徑的慶幸。藝術良品如《心中的小星星》，即是我們偶有沮喪時的強心劑。念及這一切，感恩無限。

去年聖誕期間到高雄度假，逛誠品書店時買到本片的DVD，狂喜。DVD不止畫質一流，還贈送兩張postcard——影片中繪畫大賽的兩幅得獎作品，誠屬珍貴。

p.s. 一位特教老師提醒說：“並非所有具學習障礙的孩子都有高人一等的天賦，大家別以偏概全了。有些家長看了本片受到激勵，異常努力地“發掘”孩子的潛能，結果大人小孩都承受了不必要的壓力，適得其反。”——金玉良言，與大家共同警惕。

2004 《可可西里》

保護野生動物，在一個一切向錢看， 並以生產黑心食品為常態的國度，無異於緣木求魚。尤其是試圖保護長著商業價值奇高的皮毛的藏羚羊，更像天方夜譚。

蔡瀾寫過藏羚羊毛圍巾：細、薄，可以穿過指環，但保暖度可抵風雪，是西方貴婦夢寐以求的恩物。搶手而量少，價格狂飆，藏羚於是倒足大霉，枉有禁獵令，仍被盜獵者屠殺得幾近絕種。

《可可西里》描述的藏族志願巡山隊，與盜獵者殊死搏鬥，只爲不讓珍貴的藏羚在自己的土地上絕滅。然而政府的經費補助少得可憐，隊員有時不得不以出售充公得來的羊毛維生，十分諷刺。而盜獵者實在太多，逮到了也只能放走。保護站也缺員，單人駐站居然駐了三年，太恐怖。而盜獵集團根本不把巡山隊放在眼裡，人多勢眾時說殺就殺了。

導演陸川，把《可可西里》拍得像紀錄片——實景、素人演員、簡單得幾乎沒有的情節，然而十分震撼。青藏高原可可西里無人區攝人心魄的景觀不說了，五百具被扒皮遺棄的藏羚屍骨令人毛髮悚然，不慎落入流沙的巡山隊員被活活吞沒的場景更是慘不忍睹。

陸川以本片一舉成名，也成功讓盜獵藏羚的殘暴行徑引起舉世憤慨。片末，陸川宣稱巡山隊長隊員的犧牲終於喚起政府對此議題的關注，建立國家保護區，藏羚數量逐漸有了回升。但願此事屬實，略減我們對大自然的虧欠吧。

1989 《悲情城市》

二二八事件，台灣歷史的里程碑，在解嚴兩年後搬上銀幕，又成為台灣電影的里程碑。

二二八是大悲劇。在該時該地，它幾乎無可避免。抗戰勝利後接收大員的跋扈濫權，受害的又豈僅台灣一地？（中國大陸政權易手，接收大員功不可沒。）除了造成遇難者及其家屬的直接傷害，在政客予取予求地誇大悲情與省籍矛盾之下，二二八扭曲了台灣數十年的社會發展，其悲劇效應大得驚人。

擅長中長鏡定景說故事的侯孝賢，鏡頭總帶著淡淡憂傷，由他執導《悲情城市》絕對恰當。大悲劇須以理性看待、淡然處理，才能沁入人心，深刻反省，相信這是侯大導的信念。

片中的林家，從二戰到二二八，都有犧牲。出征回不來的、鬥不過唐山黑幫倒下的、同情反抗運動受牽連的，四口男丁除了老三發瘋，悉數遇難。如此家破人亡的大災難，侯大導以類似默片的字幕——男主角文清（聾啞人）的字條、女主角寬美的日記等——緩緩述說，令觀眾沉重。此外對白不多，以閩南語為主，對敏感話題毫不迴避，突破了台灣電影的許多禁忌。

事件以全面鎮壓收場，并開始了長達數十年、令台灣民眾咬牙切齒的戒嚴-白色恐怖。以當時局勢及執政者的心態，“維穩壓倒一切”，即使不在理卻也屬自然。若非鐵腕統治，台灣能否在共產中國虎視眈眈下自保，大有疑問。此外，二二八事件期間，群眾乘機洩憤，外省人無辜受害的也不在少數；過後噹啷入獄的，更有許多被誣陷為“共諜”的外省人。把整段歷史簡化得有如台灣慘遭蹂躪、本省人為唯一受害者，並非公義之舉。

時過境遷，國民黨政府於1995年2月向二二八受難者家屬公開道歉，台灣民主於是向前跨進一大步。沒進步的是把事件當政治提款機的無良政客，不斷挑撥省籍矛盾撈取選票，令族群裂痕無法彌合，對大陸政策也難以理性設定，讓台灣繼續在事件的陰影下受害。

大馬版的二二八，當然就是五一三。然而，大馬版的《悲情城市》、大馬版的政府道歉，我們能否等到，真的需要相當的樂觀。

1975 《One Flew Over The Cuckoo's Nest》

台譯《飛越杜鵑窩》，本片是老馬旅臺期間觀影學習的其中一部最早期而印象深刻的作品。在台灣學看電影有許多便利，包括功力深厚的影評人擇善評介、大學校園各社團輪流舉辦免費電影觀賞/討論會等，都令吾等受益良多。

奧斯卡歷史不短，然而能囊括5鉅獎（最佳影片、編劇、導演、男女主角）者不過寥寥3部，本片傲然占一席位，而且被列為美國電影協會百年百部名片之一，自然值得留意。

以挑戰權威體制為樂的主角Mac，因誘姦未成年少女入獄，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檢測。為逃避勞役，Mac裝瘋扮傻以便留在輕鬆舒服的病院服刑，但本性使然，領導病人離經叛道、破壞規則，和採取高壓政策管理病人的護士長對抗，最終被院方修理成植物人。Mac的其中一位追隨者、外號酋長的病友，將他窒息然後破窗逃逸，達成了Mac的遺願。

由創下12次奧斯卡提名記錄的Jack Nicholson飾演Mac，近乎度身定做。沒有這位影帝撐場，本片不會名垂影史。

但本片獲得美國各方追捧的主要原因，是因為它體現了美國人引以自傲的反權威、反極權、維護人權的傳統精神。看Mac帶領病人聚賭、騎劫病院巴士集體出海垂釣、輸入辣妹到病房開聖誕狂歡派對，顛覆了病院所有非人道規矩，老美肯定樂不可支，拍爛手掌。Mac那種牛仔一般對惡法的輕蔑，更是標準的美式英雄。

Mac在打賭可以拔起飲水機砸窗失敗後說："But I tried goddammit. At least I did that." 成了不服輸、不放棄、勇於嘗試的經典金句。

值得留意的，是本片的導演，原籍捷克的Milos Forman（還記得《Amadeus》嗎？）此君在1968年“布拉格之春”運動後移居美國，理所當然對鐵腕強權痛深惡絕。

本片的寓意，當然是將瘋人院視為社會的縮影——大多數人總是在被壓迫下默默苟且。英雄出現，挑戰體制，即使往往以悲劇收場，對世人心靈的感化，卻不容忽視。

然而，一個社會如果必須等待英雄出來搭救，這個社會真有希望麼？存疑。

1973 《The Day of The Jackal》

殺人，需要膽量，況且法理不容，非常人可為。以殺人為專業，更不可思議，所以引人入勝，所以電影人以此為裁樂之不疲。

濫拍之下，殺手電影堪稱經典之作者，自然稀少。一般作品，殺手行動時如入無人之境，手起刀落（或槍發），目標立時身首異處肝膽塗地，殺手則飄然逸去，不帶走半絲雲彩。事實上，殺人為業者如何能不引起警方注意及追捕？電影人未免太過瞧不起執法者。

本片的可貴，在於貼近現實地描繪殺手與警方的較量，罕見地巨細無遺呈現暗殺行動的策劃與準備，以及警方動用所有情報機制抽絲剝繭追查線索的過程，看得過癮，令人讚歎，令人信服。凡發生過的必留下痕跡，這是真理；殺手再精明，終究仍是凡人，不可能來去無蹤，最後關頭，還是被偵破，法國戴高樂總統再次避過一劫。其實當時殺手自知行蹤已暴露，但專業精神驅使下仍堅持行動，也屬可敬。

認識戴高樂的年青一代恐怕沒幾人，但當年他確實是一代偉人，儘管毀譽參半。他在二戰德占時期領導法國流亡政府與抗德軍，爭取到國際承認，最終復國，出任總統。即使在亡國期間不得不領受接濟，他始終抗拒英美的穎指氣使（甚至不參與諾曼第登陸——那是反攻故土之戰咧），極力維護法國雄雞的自主與尊嚴。復國後的內政外交更是明顯地故意與英美不咬弦（例如發展核武、率先與中國於1964年建交等），是許多法國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。

片中的刺殺案，導因是戴高樂堅持停止流血衝突，讓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獨立，被迫放棄領地回流法國的近百萬殖民者，當然恨不得扒其皮啖其肉。然而戴高樂命大，屢屢遇刺而有驚無險，1970年在家中死於爆血管，活了足足80歲，如此善終，可說是他為法國人奉獻的福報吧。

1998 《Central Station》

滿懷怨憤的退休教師Dora，在里約熱內盧中央車站當寫信婆，常常收了錢卻把信藏了毀了，不止吞沒郵資，也當作對顧客不齒的發洩。

窮男孩Josué，跟媽媽到中央車站寫信給從未謀面的父親，離開車站時媽媽被車撞死，他被Dora收容。然而Dora居心不良，翌日即把Josué賣給人口販子。

鄰居好友Irene知道了，把Dora駡得良心發現，內疚之下又從販子手上把Josué偷回來，然後決定把他送到北巴西與父親團聚。

一路多磨，兩人發展出患難與共的真情。到達目的地，父親不知所終，只找到Josué的兩個同父異母哥哥。Dora深覺責任已了，帶著一顆洗滌過的心悄悄離去，重返里約塵世。

平凡、簡單而真實的故事，卻感動全球觀眾，並贏得影評人一致歡呼，是當年影壇寵兒。證明電影，並非好萊塢可以壟斷。低成本的第三世界作品，只要認真發揮創意、言之有物，一樣可以不分國籍，被世界擁抱。

《Central Station》所以觸動人心，只因它像一面鏡子，照出普世人性：現實殘酷，我們或多或少被扭曲得卑鄙邪惡，但未泯的良心仍會在關鍵時刻浮現，如暗夜中的燭光，照亮他人，也溫暖自己。人世因此不致絕望，眾生於是仍有繼續前行的信心和勇氣。

雖然片子主旨善良，但不加修飾地把巴西極其貧困的一面呈現在世人面前，觀之仍不禁沮喪：貧國，真有追上富國的一天嗎？